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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疗改革方案的出台一定要瞻前顾后，顾及到上下左右，吸收各方面的意见，绝不能人为创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王立忠对本刊说。
王立忠所言的“顾后”，是指要看清楚我国多年卫生医疗体制曾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医改问题从来没像今年这样热过。3月11日上午，在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代表钟南山等9位院士作联合发言。巴德年发言的主题是：加快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巴德年在报告中提到，建国以后，我国的卫生事业曾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机构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但遗憾的是，数十年后，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位列全世界倒数第4位。
为什么曾经成为典范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会演化为现在的局面？
巴德年的解读是，“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2005年，我国GDP已居世界第四位，2005年比2004年净增国税5500亿，2006年比2005年净增国税超过8000亿，而2005年全国医药卫生总支出为6900亿。“一年间净增的国税就足以满足全国的医药卫生消耗。”巴德年说。
但曾经在卫生部工作四十年、也熟悉和掌握自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的医疗政策变化的王立忠则不这么乐观。
“卫生投入不足是现实，但是这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历届卫生部长，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不重视农村的，但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究竟现在处于何种状态呢?”
身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的王立忠非常熟悉农村的真实医疗状态。中国红基会的两大系列公益项目“红十字天使计划”和“博爱助学计划”，皆是针对患有重大疾病的贫困农民和儿童实施基本的医疗救助，同时培训农村医护人员，并改变部分地区的医疗条件。
王立忠说，如果一方面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7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30%的卫生资源配置的现实不改，而单方面强调建立健全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就难免使得医改成为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新改革”。
3月10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通报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对政协委员说，国务院日前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级协调工作小组，共有卫生部、发改委15个部委参与，对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卫生投入机制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药品购销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协调工作小组平行地委托了6个机构提出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方案，届时医疗体制改革将会有6个方案备选，世界卫生组织、国务院研究机构、著名国际私人机构等将成中国医改的设计者。
王立忠坦言，新医改方案的出台，一定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重在改变医疗体制和改变卫生医疗资源的配置，不要满足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即以卫生资源的财政分配为例，究竟是重新设立一套自上而下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体系，并依此机构实行行政拨款，还是如财政部所提出的那样，将具体的补贴用于居民个人？
而对于更广大的农村而言，“在每个人都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障之前，虽然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不失为一个过渡方案，但根本解决出路则应该取消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王立忠说。（本刊记者/刘彦）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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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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